如在1942年，毛泽东与匡亚明谈话时强调，孔子是两千年前的伟大人物，思想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徂徕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由反理学而来的。而气论在日本几乎是与朱子学同时被接受的，它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在《孟子字义疏证》开头，他就这样定义：「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连最接近其思想的焦循，思维的严密性和无矛盾性都不及戴震，这使得戴震哲学在清代只是促使以礼代理之繁荣，他的类似于自由主义之哲学要等到二十世纪才得到社会反响。船山气论之所以成为晚清到现代中国人接受革命乌托邦和马列主义的本土资源，是因为它与辩证唯物论暗合。黄宗羲正是用这一逻辑来解释许由务光为甚么不愿意当皇帝以及尧舜的禅让。」 他认为可向圣人学的，只是学圣人制作的近于自然法的礼乐刑政，也即先王之道：「道者统名也，举礼乐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
仁斋说，「在人君，则当以与民同好恶为本，其徒知正心诚意而不能与民同好恶，于治道何益？」 丸山真男分析指出，伊藤仁斋提出的国家主政者的政治任务不在于关注「个人道德」，而在于「与民同好恶」这种公的行为，令日本政治思想「个人道德与政治的连续性也确实显示出了解体的征兆」。」，接着指出：「公私各有其所」。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的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确需要斗争性、革命性强的思想学说，而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后，讲求宽容、和谐的观念及学说就会受到欢迎。
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这也是立足于由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构成的家及其绵延之上的孔子及其儒学，在两千多年间能够被人们不断地解读、诠释、想象和演绎，从而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乃至多数中国人心底的原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被纳入到极左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中，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供理论根据，成为被后人所诟病的马列教条。的确，从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社会显示出一种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强力原则，非西方民族如果不想落后挨打，也要按照这种原则组织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其二在于中国政治的黑暗、反动及其对孔子的利用：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这样，人们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完全对立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时代不同了，现代那些继续把孔子当作敲门砖用的权势者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就此而言，在中国，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和平共处，不等于二者之间差异的消除。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并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努力拓展、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精神方面的思想理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在西方的语境中已经作出成绩，我们应当急起直追。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也有了新的体认。如他所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因而，为了铲除专制制度，使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就必须选择一条从西方大力引进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性因素，并与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决裂的道路。（转引自黄爱平、黄兴涛主编，第758－760页）马君武对社会主义和进化论所做的区分是有道理的，也是重要的。
中国近邻的这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它让那些为中国寻找出路、但感觉始终在黑暗中跋涉的仁人志士，突然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的巴贝夫（Babeuf），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未为当世所重。
故事说马克思的名字近来呼声甚高，早就传到孔子耳朵里。② 这只要看看上世纪如蔡尚思等一大批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定孔子及其儒家的核心概念是礼而不是仁，但现在的学者们则大都不再作如是观，即可了然。
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但他们对于儒学的态度则很不一致，其中既有认为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因而持否定态度的。在众多学者中，很早就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马君武，1903年曾撰文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社会主义则是劳资之间阶级竞争的产物。今天，在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和传承下来的、富有民族气质与性格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现代阐释，将依然能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某种积极作用，滋润心灵、慰藉情感和教化道德，帮助人们在精神上建立起价值秩序。[24]许全兴，2003年：《毛泽东与孔大子》，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明确表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
官方和许多人希望这两个符号和平共处、各尽其能，共同创建大陆的文明新秩序。为了救国救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现代社会和政治学说。
加达默尔并不认同浪漫主义把传统视为理性自由的对立面，其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据，也不认为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表明传统的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地位最高的不是孔子，而是佛祖。
（参见许全兴，第322页）但毛泽东不久就肯定了秦始皇的集权专制，如他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主张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实际地进入到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之中，不仅经济迅速崛起，而且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也为之改观。他本人对古希腊的文化更是情有独钟，并给予了许多的思考和阐释。这不能说没道理，但恐怕也会带来麻烦，就是乱了市场。[19]匡亚明，1985年：《孔子评传》，齐鲁书社。
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充当了新的意识形态最无可争议的符号，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那么，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呢？还要有某个人或某个主义来代表。
郭沫若尊孔，认为孔夫子的思想属于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因而与马克思主张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如陈独秀所言，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历史性的经历和积淀成就着人的人性的醇厚和情感的丰富。这一政治上的激进，与中国反动势力的顽固和传统社会巨大的惰性分不开，也与传统的大同理想和平均主义联系在一起。
那么，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真得被扫地出门、不起作用了吗？物质的、器物的文化可以毁灭甚至不留痕迹，如北京的城墙，但我们对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却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当着产生这种思想文化的社会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其中有的温和，有的严厉，兹不详述①。过去好的传统后来也可能成为巨大的惰性力量，特别是在构成传统的系统失去了张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把传统中的某些观念或要素给予教条化、绝对化，从而使传统固化、僵化的情势下。中国过去有儒释道，现在有中西马。
（参见丁守和主编，第124、125页）显然，要变革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就要改变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孔子及其儒学首当其冲，被作为历史垃圾横加扫荡。
因为社会科学的理性眼光所发现的是人类生活的共性，是可以量化和可比的方面，如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劳动分工与合作的程度等等，而忽略或有意舍弃的则是人们的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包括他们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独特的感受与理解。但还是有问题，问题在于谁代表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与法律变革的要求？ 马克思加孔夫子能代表吗？我感觉有限。
所以它们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著述环绕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的儒学，都有追求社会文明和谐的理想目标，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孔夫子的和谐不外小农社会人人富而好礼，马克思预见的社会和谐则是以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并且要通过由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的社会关系的革命而达至。